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松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深圳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理事长。设计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张可换股债券和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策划操作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设计操作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次股票上网发行方案;创立深圳第一家规模最大的民营创投公司——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如果说厉伟有两面,他似乎更愿意展现的,是松禾资本的成功,以及企业家朋友的身份。
由深圳第一家规模最大的民营创投——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松禾资本,成立不过6年,却年年上榜中国创业投资机构50强。这其中有何心得,对目前深处寒冬的创投业有诸多借鉴之处。
在去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披露案例566起、投资总额47.67亿美元,相比2011年全年分别下降42.0%和46.7%。而现在,整个创投业更是因IPO暂停备受煎熬。正因如此,当前创投业尤其需要这些领军人物的经验和前瞻。
确认行业、专业为先、企业文化,是厉伟掌舵松禾资本的诀窍,但使得厉伟整个团队持久生存的,是向企业家好好学习、当好企业家参谋、做好企业家朋友的定位,更是感恩整个国家给予市场环境的心态,虽然厉伟在饭桌也不避免抱怨,“政府应该再少些审批,多做好监管”。
在4月松禾资本年会前夕,我们在饭桌上就炒股如何稳赚不赔谈开去。谈创投未来去哪些行业淘金,谈如何完成对企业的拼图游戏、如何成为企业家的朋友,甚至如何帮企业更好的应对中介从而实现上市。
正如厉伟所言,创投行业是中国每一个行业的缩影,你可以看到个体的命运,也可以看到国家大环境下,集体的悲喜两重天。
“炒股稳赚不赔的诀窍”
问:虽然现在已过春分,但IPO暂停开闸无确定日期的情况,创投行业似乎已处深冬。
厉伟:其实,创投行业自2012年以来就进入外界所称的冬季。但即使进入冬季,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归正常,说冬季,实际是回归正常过程中一个过渡反应。就像爬坡一样,平常都希望走平路,但难免有上坡和下坡,上下坡之间速度调整是很正常的。
在我看来,2013年的创投市场不会更坏了,但想恢复到以前那么疯狂,那么狂热,恐怕也很难了。
问:导致创投行业以前狂热的因素现在还会有么?
厉伟:比较难了。
不管对于创投也好,PE也好,甚至IPO也好,过去实际上大家认识都是不足的,因为毕竟中国市场才开放。你看美国,市场也有冷热交替的时候,经济是有周期的,但它的波动就没有我们这么剧烈。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过去是不曾有的,所以当它刚出现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热起来。等到一定程度,参与者足够多了,就开始回归正常。
所以创投的例子是之前所有行业的一个重现。我们随便举几个行业,比如网络、刚出现时达到一个高峰,认为网络可以解决一切,2000年和01年达到一个高峰,所谓泡沫,哗的掉下来,掉到极点,但现在逐渐又回来。太阳能也是如此,包括未来的生物科技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也符合经济周期规律,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无数次。
问:那创投怎么把握这种周期规律,在大家都不关注的时候布局进入,到市场狂热时全身而退?
厉伟:很难做到。就像20年前,有人问我有没有炒股票只赚不赔的那种诀窍。我说有啊,你就遵循三个原则做,千万别违反。第一就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第二个就是,不要在最高点买入;第三个就是,不要在最低点卖出。
问: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
厉伟:错了吗?没错啊。我当时就对那人,你就严格按照这三个方法做。
问:对方听了怎么反应,会不会认为你在跟他开玩笑?
厉伟:你觉得这是开玩笑吗?你反着试试。
问:那怎么甄别这种高低点时间呢?
厉伟:我认为,就像在等火车,火车会来的,什么时候来?等。当然,前人的实践会给你启示,会有信号出现,但是等到了,能否准确把握还看个人的知识和能力。
问:那你朋友接下来就会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这方法没错,你能不能具体说几个行业甚至个股。我们回过头来,从这个引申开来,当创投市场回归理性。你今年看好哪些领域,有什么投资计划?
厉伟:应该来说,看好领域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个行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来说对我们国家是相当重要的。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势必逼迫中国还是要维持相对的成本优势,同时要更加的关注质量。要想保证这两点,即不受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影响还要有更好的质量,只有在设备方面着力,机器比人可靠。那要解决机器的问题,那就得高端装备。
问:我们有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这个基础吗?
厉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才产生了产业机会。
除了高端装备制造,健康领域也会是国家未来会大力发展的,这里边机遇很大。我们在这两个领域已经有投入,高端制造已经投了一些企业。不要一提起高端制造,就想起造火箭搞飞机什么的。我所谓的高端制造,就是能提升中国产品质量,能够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那些装备,实际上都可以视为高端制造。可能对美国、对日本德国而言,这些装备都属于普通装备,但对中国而言,可能就是高端。
因为在精密仪器的制造方面,我们跟日本德国还是有差距的,在一些先进型的创造设备方面,我们跟美国是有差距的。但我们要跟自己比,只要这些设备有助于我们比东南亚以及世界新兴国家超前,都应该去扶植,会成为机会的。
本来高和低,就是一对相对性的概念,一定是有比较系的。我想,那些能够提升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那些装备,在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
健康领域松禾专门请了行业资深人士来研究。还有清洁技术以及移动互联网,对新的技术我们都会很关注。下一步创投对很多行业的研究可能还是要超前一点,专业化一些。比如我们今年让之前负责清洁能源的同事专门来牵头做行业研究。
盲人摸象的创投玩拼图游戏
问:创投认为新技术今后发展会很好,对此情有独衷,但这里边相对的风险也会很大,如何规避?
厉伟:规避风险,从一个专业投资者来讲,你要对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做更多的判断,在行业确认的前提下,对其中具体企业也要做判断,之后更多的判断是判断企业家。首先必须得确认行业啊,比如现在有人来跟我讲一个钢铁厂,我们就不太会考虑。如果认为行业有问题,就不会进入我们的关注范围。
问:你一般如何判断企业家?
厉伟:更多的是经验。不仅是我个人经验,更是松禾整个团队的经验。创投行业,尤其是做PE投资,企业都是发展到一定水平我们才会深度接触。
跟企业家打交道,你通过跟他的交往交流,会有很多直观的感觉。再辅之以很多的数据,比如企业的运行情况啊,运行情况里也有很多数据,把这些数据拿来以后,经过分析,将之变为信息。同时通过行业其它的各种数据,进行比较,使得信息变得相对完整。
最后,我们再来判断这个企业。
投资人看企业,更多时候如同盲人摸象。你去调查它的供应商、客户,通过技术专家了解它的技术,跟企业员工交流,企业家请教、座谈。这都是一个方面,你不可能百分百掌握这个企业的全貌。得到的这些数据,汇集到一起,你最后争取拼成一个完整的印象和判断。
这就像玩拼图一样,有经验的人,很快可以拼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样,不熟练的的人,拼完之后,总是有那么十几块对不上去。这就是经验。
问:你看企业家有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厉伟:有啊。很多看走眼,很多。以前因为朋友介绍、校友关系,投过一些企业,有比较惨痛的教训。
问:举两个例子?
厉伟:对人家不太好吧。有的是朋友介绍来的,感觉上不错。校友关系,像这种因为情面、人际关系的,当初觉得挺好。就是为这种非专业的问题所左右,丧失了自己的专业判断。
最后总结出来的教训是,现在任何项目,专业判断在先,人际关系在后。不能倒过来,倒过来通常会产生灾难。我们这方面教训很多,而且教训很深刻。
问:但国内做事情感觉总避不开这些人际关系影响。
厉伟:是避不开。但是要想持久的做这个事情,你首先得必须是一个专业人士,首先是因为专业而存活。是专业养活你,你自己得清楚。就像我们之所以现在在一个桌上吃饭,靠的都是各自专业养活自己,不是人情养活我们。想清楚,很多事情相对的就可以让你清醒一些了。
问:那现在你的亲朋好友牵线一个项目,你觉得有问题,怎么去回绝?
厉伟:现在松禾投任何项目,都要由投资委员会来决策。我在投资委员会里边,在赞成方面,一共6票,我只有一票,只是我还有一个否决票,但不额外拥有一个赞同票。我们要超过2/3同意才可以。
投企业前怎么让自己公司员工开心
问:我们平常追踪交流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经历过07年狂热市场的股民,觉得以后市场的钱都不是钱,少太多了嘛。我们创投市场经过之前的狂热之后,现在回归正常,但专业性要求却更高了。
厉伟:对,创投行业的回报会下降,要求反而在提高。
问:团队怎么去调整适应?
厉伟:这个就像北京雾霾。在北京的人,要么离开,要么适应它,做这个行业也一样。
问:调整适应会不会导致我们的人才流失?
厉伟:会。但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核心人才流失,除了我们希望他离开的。
问:有什么诀窍留住这些核心人才?
厉伟:其实是企业文化决定的。最终留人靠文化,文化不好,再高工资,也只能留一时。必须有一个好的机制,好的氛围,氛围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这种东西,很多是种感觉。你在这个公司你感觉很舒服,气氛很融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看投行里边,工资给得很高,但跳槽还是很频繁,更多的原因可能就是觉得不开心。还有很多人宁可跳槽到一个工资相对少的地方去。对于松禾,时时刻刻想让大家感觉到,在这个公司工作,相对比较开心。
问:让员工感到开心,你有没一些个人特别的做法或者是经验?
厉伟:我觉得,首先公司在职责上是有分割的,就是不同的,但是人格上是平等的。在责任上是有分工的,有大有小,责任对应着权力嘛。全公司针对某一件事情,就是公开的事情讨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
问:比如一个项目决定是怎样一个流程?怎么让每一个员工参与讨论?
厉伟:不一定是每个员工,是专业领域的员工。一个项目通过某种方式进入我们公司了,会有专门的合伙人和项目经理对项目进行梳理,梳理之后,由他们决定是否要在公司立项。立项签订相应的程序后,进入下一步的详细尽职调查。业务部门开针对这个项目的研讨会,从各个角度提不同意见,在这个场合,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之后,根据这些反馈意见,项目的具体负责人进行相应落实。之后再提交决策委员会,进行讨论。最后进行闭门表决。
问:你平常如何行使否决权?
厉伟:我没有用过否决票,因为我是公司中比较激进的,这些年从来没用过。我投的赞成票更多。
问:不怕否决权弃用影响风险把控?
厉伟:规避风险不是靠我行使否决权来实现,而是靠全公司的专业化筛选过程来决定的。规避风险的过程,是一个专业团队不断驯化自己的过程,在规避风险和积极进取之间,有一个平衡关系。
完全规避投资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你要知道,不作为其实是最大的风险。传统意义上的无风险,那就是你不作为就没风险嘛。
你要做的是,在你作为的过程中,怎么规避本来可以预见到的风险。有的风险,任何一种人都没法规避的,比如投资某个企业,正好天上掉个小行星掉到厂房上了,这种风险能规避吗?这是常识可以判断的,这是有几亿分之一可能啊。还有那种常识性的风险,比如明摆着财务报表上一个重大疏漏,明摆着它税收有重大缺陷,明摆着它有大量的关联交易,而你要视而不见,这种风险就是不对的。或者尽职调查,明明应该去走访客户,你拒绝去做,而事后证明他的有些销售是虚构的。这种可控性风险就应该回避掉。
不投对员工刻薄的企业家
问:前些年是企业追着创投,现在这些年,创投蜂拥而起,企业有很多选择,你怎么让对方选择松禾。你用什么独特的优势去说服企业家?
厉伟:企业家接受投资人,我们这些年总结下来,他通常有这么几个角度去考虑。第一个是投资人是否拥有一定的品牌,第二个创投出的价格,第三个创投对企业帮助的可能性,所谓对企业服务的可能性,第四个就是对企业的干预程度,第五个就是企业领导班子觉得跟投资人是否谈得来。等等吧。这些都会是企业决定引进一个投资人的因素之一。
不同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排序,不是所有的企业家把价格放在第一位。像我了解很多企业家,他更多在乎的是他的感受,他的感觉。跟人谈得来的话,同等价格下肯定找你嘛。还有的企业家,比如我跟张三谈不来,给多少钱我都不想让他进,这也有可能啊。
所以,松禾自始至终对企业家的一个态度,至少是我本人,包括我们核心团队表现出来的是:第一,企业家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之一,最敬重的人之一,这点已经形成松禾的一个文化;第二我们去跟企业家接触,首先带着学习的态度,人家是我们的老师,是行业的佼佼者,是那个技术的发明人,而这些恰恰都不是我们的专长。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更何况是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我们首先过去是学习。当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在交流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像是人家的参谋。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以我们外来人观察各个行业累积的经验,给企业做好参谋,可以做哪些事对企业发展更好,你就是企业家的一个参谋;第三点,在企业家交流过程中形成共识,和谐是生产力,和谐创造资源。
问:我们现在投了那么多企业,有没有企业家跟你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厉伟:有很多啊,不是有几个。应该说,松禾投的大部分企业家,都跟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都会跟我们交流,有好事会跟我们分享。我们有自己的公益基金会,有好几个企业,一些上市的企业,上市之后拿钱来捐给我们的基金会,要跟我们一起做公益。
松禾跟这些企业家关系,一定不是某些人想的,一起去卡拉OK,一起去喝得烂醉形成的,吃吃喝喝我们很少。松禾很少跟企业家去大吃大喝,去娱乐场所,我们基本上没有。
像齐心文具的陈钦鹏、中航健身的王岚、筑博设计的徐先林啊,这些企业家,大家在交往过程中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很多我们投资的企业家,跟我们一起加入公益组织,像阿拉善环保协会、深圳红树林保育基金会包括松禾自己的基金会。
问:形成企业家的一个文化圈子?
厉伟:对,就是公益圈子吧。做好事,大家相互带着点吧。大家都很开心。
问:你刚才说有的企业家选择创投,很在乎自己的感受,顺眼了价格都好谈。那反过来,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企业家,自己感受不好不喜欢对方的?
厉伟:我这么多年,很少有我不喜欢的企业家,基本没有,可能有个别的企业家,我不喜欢他们的一些做法,包括我们没投资的一些企业。其中不投资的原因,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喜欢企业家的某些做法,比如对工人很刻薄。有几个企业,我们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放弃的。我们选企业家也关注经营之外的东西,着重对企业家本人的感受。
问:也就是说他利润再好,也不投?
厉伟:他对工人很刻薄,本身利润也不是特别好。这不是资金层面考虑,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对下属也很刻薄,完全自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啊。自我为中心的企业家很多,我们也有投资,松禾投资很多企业家也都是这样的,但是只有那种对弱势的工人,刻薄程度我们无法忍受,也遇到过这种企业家。
问:怎么发现这种情况的,比如对工人很刻薄?
厉伟:过程中你能感觉到的,言语交流、现场观察从一些细节可以知道。比如他在讲话中说,工人加班3小时算2小时,这样就可以省一点钱。我不会当他面说你这样不对,但对这种人心里是放弃的。可能我就说,还是要按国家规定办,这样长期来看是会出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会从道德角度批评他,但会从法律角度建议他要小心守法。做创投的,是很少当面去指责人的,但从心里面我们会很慎重的跟这种人打交道。
做企业家的学生怎么做好参谋
问:你刚才讲,企业家选择创投,会考虑对方对企业帮助的可能性。那你也说了,这些企业家本身也是行业佼佼者,你怎么给他们提供有优势的帮助?
厉伟:创投行业是一个经验累积的行业,有越老越吃香的味道。这些帮助更多的是靠你的经验,靠你自身的积累。很难有具体化的东西,因为企业遇到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
比如企业要跟律师打交道,他过去跟律师打交道少甚至都没请过律师,但要上市请律师来了。中介机构一贯的做法,我们都很清楚,都是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那我们作为企业家的参谋,一定要想方设法要求他务必物有所值,甚至物有超值,当然希望中介机构多干活。
问:具体怎么做呢?
厉伟: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律师,在向企业索要一系列文件方面,律师就一定是尽可能的多要文件,只有当你实在提供不出来的时候,他才会帮你想其它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有的文件给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就不用再给了。再给对企业来讲是成本,他要翻箱倒柜他要自己去政府部门调。那我们就可以给企业提出来。而且中介机构这种过程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烦恼,一定要注意若干年前的很多东西,有必要吗?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的。
又比如企业在跟券商打交道,对同样一个财务现象的解释方面。因为很多财务现象是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的。
比如我们曾经遇到一个企业,社保支出前后发生了一点变化,前半年交得多后半年适当的下调了。这个现象,对财务会计师来讲,他就提出异议了,说你这个不对的。那我们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券商、律师、会计师都请来,来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因为08年宏观经济集体下滑时,企业调整了工资结构,一部分工资算基本工资,更多跟效益挂钩。那企业当然就按基本工资那边去交社保了,奖金部分是不用交社保的,反应到个体身上,社保就下降了。但公司还整个扩招了人员,整体的薪酬支出是高的,还高过原来的员工整体收入,并没有下降。
这样一来,会计师也说,哎,这是合理解释,不存在涉嫌调节利润的问题。
问:好,现在企业家和创投连同中介都搞定了,但IPO暂停了,这退出渠道好像一下断了。
厉伟:其实,我觉得,下一步,投资要考虑的是多管并重。除了IPO之外,当企业发展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并购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一切投资的前提是企业要好,企业一定要好,这是核心。当你投了好企业之后,IPO只是其中一种途径,并购是一种途径,新的投资人进来把你的买走也是一种途径,只要企业足够好。所以,你投了好企业,退出不是问题,只是回报率可能有不同。
国家大环境决定所有个体命运
问:现在对深圳的创投行业有个很好的机遇,就是前海。前海作为特区中的特区近一段时间以来在这方面争取到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和国开行一起设立股权投资母基金,以及人民币跨境流通。有没想过到前海谋求新发展机遇?
厉伟: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深圳,我本身也在深圳政协,多次在深圳呼吁要发展创投母基金。我觉得,现在国开行跟深圳市政府在前海合作股权投资母基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还可以让香港滞留的人民币回流,投入到内地建设,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对创投行业的发展肯定有很多促进作用。如果它接受申请的话,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去提出申请前海的基金。
问:这个申请松禾开始做了吗?
厉伟: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基金还没有用完。松禾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做同样事情的一个基金,如果没有用完70%到80%之前,我们不会启动另外一个同样性质的基金。
问:不先去前海卡位,会不会担心错失先机?
厉伟:没有必要。我自己认为,未来的开放,一定是一个核准性的。松禾符合条件,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申请。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那样,“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就不会关的”。所以前海后续不存在我后去我就进不去了的问题。
你像深圳今年商事制度改革,政府的市场监管机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审批。之所以在前海推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更好解决政府从有形的手化作无形的手。
问:其实也可以先跟香港的回流人民币进行接触寻求合作。
厉伟:任何一个私营公司,直接去接触香港回流人民币是有难度的。不如我踏踏实实做好手头工作,到时直接跟前海母基金合作更事半功倍,你自己去做事倍功半。前海母基金总是要找投资人的嘛,我们到时去申请就好了。
问:前海乃至整个深圳在搞大创新。而你早在20年前,就设计发行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张可换股债券和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策划操作证券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设计操作第一次股票上网发行方案,而这些业务很多投行依然还在做。
厉伟:那些方案现在回过头去看,有很多不足,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最佳方案,而是各方最能接受的方案。
但我要强调说明,这真的不是靠个人能力,而是机遇,完全是机遇。
首先当时在深圳,政府、人行上上下下都有创新的意愿,我当时服务的宝安集团高层也有非常强的创新冲动。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有幸去负责具体技术上的实施,但环境是人家创造的,没有这个环境,你再好的技术人员、再好的技术也没有用。就像箭鱼在水里游得快,到陆地行吗?狮子再厉害,扔海里试试。
所以谈创新,回过头来看。真正的创新、大创新,一定是国家层面上的环境创新,一定是制度创新。真正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影响那一定比简单的技术创新要大得多,第一持续时间长,第二效益不知大多少倍。
个人命运很大程度受这社会影响的,我们的父辈中比我们勤奋、比我们勇敢、比我们能吃苦的人大把,但很多人穷困潦倒,很多人满怀着不得志而走。我们能这么轻松的在这聊聊天,吃吃饭,很大程度上跟中国1978年后的变化有关系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最好的结果我们成为北韩,最坏的结果我们就是南斯拉夫,早打起来了。人民不可能长期忍受下去,结果就是有可能再次陷入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