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得非常好，但在国际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柳传志在伦敦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主要是因为联想集团当时的管理层更侧重于短期的考虑，没有对品牌下大力气，系统设计不够。”

    7月22日至28日的英国之行，是柳传志近年少有的一次高调亮相。继去年11月和今年6月相继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和联想控股总裁职务后，这位联想创始人更多地从台前转向幕后。

    此番之所以高调，是柳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想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正气的民间商业力量”，让外界对他所带领的访英企业家代表团有更多了解，而了解正是合作的基础。这个团包括俞敏洪、郭广昌、马蔚华、牛根生、朱新礼、刘积仁、王文京、汪潮涌、曹国伟等著名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迄今吸纳了中国44位行业领先民营企业负责人，以及张维迎、吴建民等7位经济和外交界专家顾问，成员企业营收总额2万亿元人民币。柳传志希望“说话可以更直爽”的民营企业作为民间外交使者，在国际间搭建一个更容易的沟通桥梁。

    柳氏投资经

    柳传志直言，他这些年早就把注意力从IT转向了研究投资，而且“观点会非常犀利”，跟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

    “我为什么后来进入到投资领域？因为联想到这个地步了，我研究清楚了，就去做投资赚更多的钱，再去做更多的产业。”他说。

    这样的好处首先就是，当电脑子公司一旦有很大风险时，可以冒着风险支持它。“当年并购IBM的PC时，董事会很多人反对，就是因为只靠它吃饭，”柳传志说，“今天再去做，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尽管有风险，但我们还有另外的稳定收益作支撑。”

    在柳传志看来，英国还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在一些领域拥有领先技术，还有好的品牌，这正是中国企业所需要的。他透露，这次考察回去后，联想控股旗下的两大创投基金弘毅投资和君联资本很快都会过来，专门寻求以中国市场为标的的投资机会。

    不管医疗卫生、生物医药，还是建筑工程、旅游、酒店管理，甚至金融保险行业，柳通通感兴趣，想要加深了解。

    “欧洲的经济衰退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没把握。但我们想把这些技术和品牌往中国市场转移，他们也更愿意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到中国市场，但他们够不着，一要有人引路，二缺资金，这正是我们的强项。”柳底气十足地说。

    在这位中科院出身的企业家看来，英国虽是一个很注重科技创新的国家，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务回报的结果并不理想。

    “相对而言，英国人做事有点墨守陈规，”他说，“一个国家必须得把做事的目的看得很透彻，把科技的开发与商业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从美国人那儿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目的性更强。”

    先谈活着再想创新

    对高科技产业研发投入的风险之大，柳传志深有体会。

    君联资本曾投资过珠海一家做打印机耗材的企业，正积极准备投入生产打印机的时候，突然发现惠普打印机销售量大幅下跌——因为数码技术的发展，照片存在电脑或数字设备上直接读取，人们改变习惯，不再打印照片，这影响到了打印机行业。

    “在这个领域，真的是远处的蝴蝶扇动翅膀，就会影响到你这里。这就使得一个企业要想做百年老店，就要未雨绸缪。”但柳的未雨绸缪显然属于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型的。那种要么做先驱要么做先烈的豪情，在柳传志看来，虽然非常了不起，但对企业来说，他无法接受。

    “在没把握之前，我是不敢把整个命赌上去的，”柳传志说，“你也可以说这是缺乏创新能力，但别人怎么骂我没出息，我还是把活着看得更重要。”

    在崇尚守正出奇的柳看来，民营企业要创新，必然要有大的经济实力作积累。而中国民营企业，即使大如联想，尽管账上现金流从2005年并购IBM PC后的5亿美元发展到现在40多亿美元，但是，“三星是连续十年不断地几十亿美元投入，杨元庆敢把账上那20几亿美元流动资金都投入去做研发吗？我相信他不敢。”他自问自答地说。

    但他并不担心这种对于企业创新不够大胆积极的态度就意味中国企业会一直待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早些时候，主要是没钱；现在对有些企业而言资金已不是问题，但还需要技术的积累。进入产业链上游，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国人挺聪明，早就知道钱从哪儿赚出来，只不过我们要选择更稳妥的方法，”他说，“那些系统设计，中国人都会，最起码我会，不会说只能做低端制造业。中国人还是肯干 的，就是时间还不到，当年你不干这个行吗？不干你解决得了吃饭问题吗？”

    如何降到36.5度

    企业家们在英国所到之处，受到上至唐宁街首相府下到商界中流砥柱的热情欢迎和高规格接待，让柳传志对这里“重商”的氛围感慨不已。

    回想自己1984年从中科院出来办企业，他拿孵小鸡作比喻，鸡蛋孵出小鸡最适合的温度是36.5度，但当年的温度足有40度——只有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小鸡才能孵出来。“不能因为比如有联想这样的‘大鸡’，就认为小鸡都应该可以孵出来，政府应该把温度降下来。”他说。

    至于今天的温度，他觉得还有37度多，也不是最好。因此，作为企业家本身，要注重于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和存活能力；作为政府，则要反省怎么把温度降得更合适。

    柳回想联想当初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把行业的规律和企业总体管理战略研究透了，也建立了一个好的企业文化，还包括怎么处理跟政治的关系，怎么跟政府很好地相  处，既不去触动某些东西，也不失去原则，因此生命力才会特别顽强。

    “我作为企业负责人，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企业管理好，我们的社会责任是交税、提供就业机会、做好公益，如果政府的某些政策不合理，我们提出一定的意见是可以的，但我主要是问心无愧地做好我自己的事情。”他坦言。

    怎么做才能把企业生存的环境温度降到合适的“36.5度”？柳传志认为，首先，政府说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消费就要靠老百姓消费，怎么让老百姓更有钱？“现在每年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少，增长也很快，但政府的钱有时还是会不够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认真研究政府的钱怎么才能用得更好？怎样把更多的钱让出去，让百姓生活能提高，带动就业，产生更多的消费？”

    其次，还要认真研究消费者都买什么东西，哪些东西中国的好，哪些外国的好，做到进出口平衡的同时要研究究竟买什么好，而这种研究本身，就会让温度降下来。

    至于像企业家俱乐部这样的民间组织能在其间发挥什么作用，柳出言谨慎：“我们更多是积极发展自己的企业，取得更大的利润，交更多的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崇商业诚信，善待员工，湿润社会空气，我没有要求大家去跟认为不满意的政府不合适的政策进行斗争。”

    诚信与制度

    柳传志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英国的多个场合，他不忘强调他所领导的民营企业家俱乐部的目标是推动商业诚信和社会正气——这正是普通人眼里当前最缺失的一块。

    “诚信问题，西方也是花一两百年才解决的。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时，比现在混乱得多。为什么我睡眠有问题？就是因为当年好几次被骗吓的。”他说，“今天你要问我办企业什么感觉最强烈？不是并购IBM PC成功的幸福，还是那时的恐惧感。现在基本上还是走上了正轨。”

    柳传志认为，发展到现在，制度问题对诚信的影响已不那么直接了，中国加入WTO后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一个企业不至于为了活命而违背诚信，实际上只是为了片面追求更高利润。

    据他介绍，企业家俱乐部内部对会员企业有一定的非强制性约束机制。前不久新东方的事情发生后，俱乐部就召集理事开了一个介绍会，俞敏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了一番，结果是很多理事踊跃买他的股票。

    在柳传志看来，市场经济体制总体来说推动生产力均衡发展，但在特殊时期，政府的干预会使效率变高。“政治和经济如何平衡，要更长的时间来讨论，但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是必须进行的。比如，如何通过选举的方式，对权力有所监督，这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方式。但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政府为了讨好老百姓做某些不利于长远发展的事呢？”他坦承自己对上述问题没有答案，但最紧迫的是让权力更有效地利用。

    他期望中国政府努力学会更多地依靠民间投资拉动经济。“政府投资拉动是不合适的，民间投资永远正确，”他说，“包括外资和民间积累的资本，他们更会对钱负责，投的点会更准确，不会去投面子工程，不会给长城贴瓷砖。”

    “无论企业还是社会发展，有很多东西是艺术性的，很多是科学性的，我们当然希望，科学性的成分能越大越好，不要什么都不可测。在英国，制度保证了很多东西，不会有太大的不可测因素。（在中国）为什么有些企业家会用脚投票，也是因为不可测性非常大。”柳传志说。